四六事件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Aq1BWtdenU&feature=fvwrel
或稱四六學潮，為台灣於1948年至1949年發生的一次國民政府大規模逮捕學生的行動。
四六事件起於1948年，以台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為主體，聯合國立台灣大學所發起要求提高公費待遇的「反飢餓鬥爭」，以「救苦、救難、救饑荒」為主的學生運動。當時除了不少中國大陸的學生流亡台灣並在台大與師大就讀，而且當時台灣不少的知識份子都有社會主義的素樸理想，其中不乏由於對國民政府失去信心而對中國共產黨尋求精神寄託者，導致中國大陸的學生運動與台灣的學生運動合流。之後引發政府當局大規模逮捕學生的行動。
1949年3月20日晚上9點15分左右，台大法學院一年級學生何景岳和師範學院（今師大）博物系學生李元勳，共乘一輛腳踏車，經過大安橋附近時，被中山路（一說中正東路）員警謝延長以違反交通規則攔下，雙方發生衝突，兩名學生被毒打一頓，並於10點左右押往台北市第四警察分局（今大安分局）拘押。之後台大與師院數百名學生知道此事，包圍台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聲援同學，並提出五項要求：一、嚴懲肇事人員、二、受傷同學由警局賠償醫藥費、三、由總局長登報道歉、四、請總局長公開向被害同學道歉、五、登報保證以後不發生類似事情。警方只得釋放兩名學生；次日3月21日，台大與師院的學生選派代表前往台北市警察總局請願，陪同請願的學生與民眾超過1000人並包圍警局，致使警方在群眾壓力下被迫道歉。然而學生沿路高唱中國大陸的學運歌曲《你是燈塔》、《跌倒算什麼》，並且高呼中國大陸的學運口號：「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引發當局高度關切，認定校園受到中國共產黨的統戰與滲透。3月29日，台大法學院舉辦營火晚會，會中高唱中國大陸解放區歌曲，消息傳到當時派任台灣的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時，陳誠便決定鎮壓學生運動，下令當時擔任警備副總司令的彭孟緝緝拿「主謀份子」。
1949年4月6日，軍警便包圍台灣大學宿舍與師範大學宿舍進行逮捕行動，引發學生利用餐桌、椅擋住樓梯口，並且向軍警摔東西的反抗；最後軍警衝破包圍逮捕學生，並以卡車運走學生，；其中師範大學治會主席周慎源雖然逃脫，但是據說不久後在清鄉中也遭到殺害。當天共有100多名學生遭逮捕入獄，其中有7名學生被捕後槍決，此事件後部分學生紛紛出走中國大陸。
時任台大校長傅斯年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序徑行進入台大校園內逮捕師生高度不滿，親自找國民黨最高當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准。他甚至警告當時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司令彭孟緝：「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之後除了部分涉入的學生遭到逮捕、槍決的命運，之後台灣省政府命令師範大學停課，所有學生一律重新登記，師範大學與台灣大學都被大力的「整頓」一番，校方實行軍事化的管理，校園戒嚴正式開始。一般認為，「四六事件」是台灣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濫觴。
台灣學者、作家、國際知名考古學家張光直也在事件中入獄，他在回憶錄《蕃薯人的故事》裡面有專章敘述。
90年代中旬，台大組織「四六事件資料蒐集小組」，於1997年6月7日對四六事件提出總結報告，肯定當時學生「參與民間社會，縱論國是的熱情與視野。」2000年12月25日，《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進行修正，將四六事件受難者列入適用此條例的對象，並由教育部向受難者家屬道歉。
鹿窟事件
這是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案件中最大的一個案件。1949年臺共黨員為了配合中共「解放」臺灣的行動，蔡孝乾、陳本江等人選擇了鹿窟山區為武裝基地的設立地點。1950年6月韓戰爆發，中共以「武力解放」臺灣的計劃遭到阻礙，臺共組織紛紛被破獲，在此情勢下，基地不再是領導中心，部分幹部先後進入鹿窟山區躲藏、避難。共黨黨員上山後，為了生存，向當地居民假稱是因二二八事件而逃亡，以取得住民的同情協助，並運用當地親友關係，吸收村民加入組織。由於當地住民的教育程度不高，訓練參加者的方式多只是聚集講話、教導柔道，甚至只是蓋章而已，能夠真正瞭解參加的組織及意識型態者，幾乎沒有，也沒有實際進行推翻國民黨政權的革命工作。當保密局取得密報後，便動用一團及一個加強營共一萬多名的兵力包圍山區。自1952年12月28日憲警開始布置，到1953年3月26日共計183人被抓，其中，被槍決者有36人、被起訴的97人共判刑871年。這些受難者大部分是農民或礦工，多數未受教育或僅受日本公學校教育，並多為父子、父女、母子、兄弟或親戚。
柏楊案
為《中華日報》翻譯「大力水手」漫畫。其中有一回內容為卜派和他的兒子流浪到一個小島上，父子競選總統，發表演說。次年1月2日漫畫內容刊出，被國民黨當局認為對蔣氏父子含沙射影而遭逮捕，以「共產黨間諜」及「打擊國家領導中心」的罪名，判處12年有期徒刑，於1977年減刑出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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